大部分分析人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，认为此举的目的在于使地方的调控政策更加合理化，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松绑”。杨红旭还指出，与热点城市相比，限售应是弱二线和三线城市的主流调控政策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2020年全国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3100余起》对此结果，李莹称，已就该案刑事判决部分向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申请，并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。只有一名女孩因遭受严重精神损害正在治疗，得到8万元赔偿，其他女生没有获得赔偿。这是民事部分上诉理由之一。